中国古代的门阀与财阀(下) | 顾子明

今天的文章是本系列的第八篇,聊的是宋明两朝的财阀政治。

读中国历史,会发现一个很有趣的事情,朝廷内一直都在博弈,从汉朝的宦官外戚,到唐朝的牛党李党,宋朝的新党旧党,明朝的东林阉党,似乎这条主线一直都没变。

但实际上,从宋朝开始,朝廷里面的博弈跟以往出现了巨大的变化。

就像上一篇文章写得在唐朝初期之前,所有的博弈都是按照姓氏来区分的,每次一出场都是一大家子的人,譬如西汉,吕雉和吕泽、吕禄、吕产、吕台;窦漪房和窦长君、窦广国、窦婴;卫子夫和卫青、霍去病、霍光……..

可是到了宋朝之后,姓氏之间的博弈,转变为地域之间的争斗。

俗话说得好,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。

宋末的新党和旧党之争,并不是什么理念之争,而是南方人和北方人之间的博弈,查一下履历就会发现,旧党大佬们一色都是北方人和内陆省份,而新党大佬几乎一色来源于东南沿海。

譬如旧党的领军人物中,韩琦是河北人,司马光和文彦博是山西人,富弼是河南人,欧阳修是四川人。

而王安石的新党中大佬们几乎一色都是南方人,王安石、曾布是江西人,吕惠卿、章惇、蔡确、蔡京都是福建人。

甚至后期围剿新党也变成了各个省份组成的联盟,譬如司马光为代表的朔党(山西),以二程代表的洛党(河南),以三苏为代表的蜀党(四川)。

这是因为从北宋中期开始,资本主义萌发迅速发展,各省内部形成了代表着各自利益的财阀,而台上的政治人物不过是各地利益的代理人,也就很少出现父子相承的情况。

最接明朝近于门阀的严嵩严党,儿子严世蕃也不过才做到了工部左侍郎,然后就被拖出去斩了,不仅没有撑到第二代,儿子反而死在了老爹的前面。

在财阀政治下,各地选择的是朝中帮助自身推行经济政策的代理人,代理人的博弈也都是利益之间的博弈。

这个从经济的角度很容易理解,王安石的变法遭受到巨大的反噬,本质是南方人推行有利于南方而不利于内陆的政策,遭遇到了北方和内陆省份的集体围剿。

换个角度,我们就能够理解王安石改革的困难,一个南方人搞一刀切下岗,在南方没事儿,但是在北方必然会被骂惨……

同样,明朝也是如此,如果读书读得浅的,会认为明末是阉党和东林党之争。

但实际上依然是地域的财阀之争。

由于明朝是两京十三省,东林党汇聚的南直隶,是现在的江苏、安徽两个省,因此,东林党的大佬们也基本都来源于这个省。

而所谓的阉党,并不是魏忠贤的私人势力,而是由浙江的浙党、山东的齐党、湖北的楚党、陕西的秦党、宣州的宣党、昆山的昆党等诸多包围着南直隶的地域一起组织起来的一个联盟。

而东林党和阉党之间的冲突,本质是南直隶与其他省份这些不同的利益集团,在朝堂上政治与经济政策的竞争。

所以,读历史如果没有捅破这层窗户纸,基本就只能在门外转。

而捅破了之后,就会发现脉络突然变得非常清晰,简直就是明牌。

由门阀向财阀的转变,是由很多原因共同决定的,其中有两个特别有趣,一个是宋朝开始全面执行的科举制,另一个是宋朝首创的不杀士大夫。

在宋朝之前,官员和地主们都是没有人身以及财产安全保障的,因此只能依附于能跟王权博弈的门阀,以保全自身以及财产。

可是随着宋朝优待士大夫,地主阶级迅速解除了束缚,形成了一股独立的政治势力。

同样,过去魏晋以来的九品中正制使得人才的向上进阶,只可能通过依附于门阀,普通民众被死死的框在土地上,根本没有向上晋升的机会。

可是科举制的全面铺开,使得地主阶级迅速拥有了直接参与政治的阶梯。

因此,如果把北宋的政治领域改革,跟经济领域80年代做一个对比,就会发现,科举制在经济领域相当于“解放生产力”,允许民营企业经商,而不杀士大夫相当于“保护私有财产”,让民营企业放心经商。

对比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就会明白,在解放生产力和尊重私有财产之后,资本主义就会取得迅猛的发展。

当然,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,地主阶级们崛起之后,相互之间也开始了权力的不平衡。

随着北宋降雨线南移和气温的下降,江南地区人口与经济飞速崛起,诞生了以王安石为代表的新党。

同样,随着明朝商品经济的初步发展,以及大航海时代后中国加入到了国际贸易,南直隶地区凭借着江苏的盐和丝绸,安徽的瓷器和茶叶所带来的超额垄断利润,经济在江南地区独树一帜,因此也诞生了顾宪成为代表的东林党。

而这些利益集团形成之后,必然要寻求政府的政策向其倾斜,因此就会跟北方以及西部那些经济落后地区形成激烈的政策冲突,而且随着经济发展的拉大,都会逐步演化为不可调和的矛盾。

因此,无论是新党还是旧党,东林党还是阉党,他们之间的矛盾,都是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矛盾,是中国自宋朝以来财阀政治的体现。

财阀政治会推动经济的高速发展,但是也会导致社会发展不平衡的矛盾迅速激化。

因为重商的经济发达地区官员执掌了中枢权柄后,中央会执行较低的商税,但是国内各省之间没有关税壁垒,很容易导致经济发达地区对落后地区形成倾销,导致落后地区大规模的农民破产。

而且,更可怕的是,在财阀势力执掌权力之际,国家的战略往往会选择战略收缩。

在财阀们看来,只要北方能够成为商品的倾销市场,那么南宋并不介意北方姓金还是是宋,南明也不介意北方是姓朱姓李还是姓爱新觉罗。

尤其是媾和后的贸易能够带来巨大的商业利益,而北伐拓土反而会给南方政府背上沉重的财政负担,因此走“北府兵”路线的岳飞,必然会被南方财阀集团的代言人秦桧干掉。

而且,财阀执掌权柄之下,一部分地区必然会先富裕起来,但是随后发达地区对内陆的商品倾销,会导致了国内出现巨大的贫富不平衡和农民破产,从而引发一系列的混乱,也给了北方各股力量入侵的机会。

纵观历史,财阀控制之下,南方的经济抽血使得北方经济崩溃,是宋元明清乃至北洋民国崩溃的根源。

所以,写到这里我们就会明白,为什么政事堂会一直认为,分税制和转移支付是中国9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最重要的两个制度,朱总理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改革家之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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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: RESSRC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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