他们不了解我们的基本盘(二) | 牲产队

阿木在中国人口最多的省做扶贫。

他给我说,队长,人性本善吗?

我说,这个得分人。

也就是说,有的人,生而……?他问到。

其实,一线做扶贫工作的艰辛,不单单源于经济上的扶贫,更多是对百姓的教育。

而无论是教育官员,还是百姓,谈何容易呢!

见我没有回答,他讲起了这些年基层工作的一些事儿。

故事很简单,村里有几个扶贫钉子户。所谓钉子户,就是主观意愿上,没有自我改善生存条件的意愿,被动接受救济之人。

发展到后期,甚至会以“配合扶贫”为要挟,要钱要物。

很显然,面对这样的局面,未经世事的办事员,能奈之何。

我说,精准扶贫之难,是因为它从来不是单一的经济行为。要做好这件事,你首先得了解治下百姓。

这种了解,不是听汇报,看新闻,阅材料能实现的。

因为,一万个人心中,有一万个底层百姓的模样,或淳朴,或刁蛮,或智慧,或愚蠢。

所以,能把扶贫工作做好的人,必然是了解这个阶层的人。

怎样才算了解呢?

之前,领导人倡导同吃,同穿,同住。意在感同身受,方能戮力同心。

阿木说,一次,山林起火,快烧到一户村民后院,驻村干部去打火,欲借其水桶,而未成。他想不通,明明是为民做事,却落得如此局面,心寒。

我突然想起这样一句评语:中国人的本性,是鲁迅笔下的看客。

可于干部而言,各项考核绩效下,事情总要一件一件去办。立德立言,无问西东,是一句安慰,也是准则。

这个准则,适用于科班出身的扶贫干部。

我们常说,社会复杂。农村社会的复杂,在于利益的难以调和。扶贫一事,除了做大蛋糕,还有转移支付下的分好蛋糕。

民不患寡而患不均,用来指导眼下的工作,则是张麻子口中的那三声“公平”。

天下为公,公而方论天下。

所以,做好农村事情的第一件,在于切实了解他们:贫、富、鳏、寡、弱、残、病。

各种政策,因人而异。

纸上谈兵易,真正执行下去,就是浩瀚的任务量。

而其中,便有一个悖论:如何让不知富为何物的穷酸干部,去指导大伙致富?

毋容置疑,很难。

解开这层枷锁,我们需要明白的是,基层干部手中有什么?

答曰:政策。

基层干部是政策的终端执行者,也是调节者,政策上的倾斜,便是他们扶贫的利剑。

同时,也意味着权力的施用。

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,意思是,老百姓在计算利益方面,一丝一缕,不差分毫。

端起碗来吃肉,放下筷子骂娘。原因在分肉时,肥瘦不一。

这个工作,一旦出现差池,便会陷入不被信任的怪圈。上级领导不信任,加之考核。底层百姓不信任,诉诸冷漠。

如此,工作便难以开展。

更多时候,我见到的基层干部,繁忙,无味,单调,甚至冷漠。

怎么说呢?凡是在基层呆得久了,诸事不顺,升迁无望,加上环境艰苦,心绪便容易沉下去。

日子一长,就成了老油条。

解决这个问题,需要站在“吏”的历史角度上去考虑问题。是的,我们把类似科级以下的办事员,称作“吏”。

首先,要回答:他们利益得失的问题。

也就是说,干好了,他们能得到什么:调职?调地?调薪资?

我对阿木讲到,我国基层干部创造力难以激发的问题,在于可以调配的利益,就那么些:官职,岗位,调级。

所以,综合考量下,我们更愿意批量生产荣誉。

这个办法,在相对封闭,且思想统一的环境下,效果明显。反之,则失效。

这里谈到的失效,指的是政策与对策的叠加,所导致的资源浪费。

为官者,亦为人。既然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兵,那么,不愿当大官的干部,不是好公仆,同样合理。

所有的政策制定后,干部是首要问题。

可很少有人提及,一项政策执行过程中,负责办事的干部的利益诉求。而忽视这个环节,必将影响执行效率。

为此,我们需要先把干部的利益摆上前台,而不是遮遮掩掩。

和珅讲,当官的没吃饱,哪有动力去赈灾。

话糙理不糙,在社会主义社会的今天,我之所以把干部的待遇问题拎出来,更多在于公道不仅在百姓间,也在干部中。

阿木告诉我,前两年,他们省搞直管县改革,后来不了了之。

我问为什么。

他说,政策强推的结果,是直管县的副处级干部,以及有潜力的正科级干部,失去了市直部门的遴选资格,进而失去了政治上升空间。

操作下去,一个非常反常的现象,是部分公务员,宁愿放弃实职科级岗位,也就是领导身份,也要回市里参加事业编考试。

我突然想到,也是一位体制内的朋友对我说到过:扎根基层的动力,是回到机关。

江湖之远,庙堂之高。吏治的核心,是解决干部发展的问题。数十年来,国家意志凭借宣传机构,压住了大片“官”声。

如今,到了解放并发展基层动员组织能力的关键时机。若能正视并重视之,则不怕基层没人,艰苦边远地区没人,啃硬骨头没人,

第二,需要区分口号与实际。

理解这句话,既要理解政府能做的,永远只是托底。那么,干部能做的,则是执行托底工程。

现如今还留在农村的,老弱病残外,更多是被社会的滚滚洪流所遗弃者。

我不反对说,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市场,大有作为。

我所强调的,是一个概率问题。其中,我们一定要明白,政府所为,与政府不可为。

前些年,某边区牧场,一支边干部向我吐槽,说牧区一酒鬼,将县里赠给他的羊羔,卖掉换了一车酒。

有人肯定要讲了,上头强调:精准扶贫,一个不剩。

而我们无法忽视的,是现行生产力下,行政资源的匮乏。扶贫嘛,无非钱、粮、人。

换言之,扶贫是先进的生产力,补贴落后的生产力。是先富带动后富的具体表现形式。

既然如此,那么则存在边界效率的问题——投入达到某一临界值,效率与产出递减。

倘若,我们需要把扶贫产出纳入考核。那么,必然承认,有些“贫”,是现阶段无法“扶”的。

我知道,一些朋友读到这段文字的时候,一定会骂我,骂我的屁股歪了。

恰恰相反,我出身农村,真真正正种过地,走遍了全国十数个省市,我了解我们的基本盘。

就像,我始终二分来看中国的农村:城市化进程的被剥削者与获益者。

前者,被学者论述的多,我谈谈后者。此中所谓获益,指的是进城的机会,即城市化所创造的天量就业:泥瓦匠,保安,装修工,司机,快递员,厨师。

甚至,工厂工人。

城市化,本质是高组织的生产生活模式,是人类分工的高级形式。

因为,这个模式,代表着效率。而效率,意味着蛋糕。我们不是一直强调做大蛋糕吗?城市化是少数被反复论证过的例子。

效率不可回撤的存在,使得大概率上,富士康的工人不可能再回到小农经济。

明白了这些,则会意识到,扶贫工作,本质上是“组织”农民。

这件事,谁曾经全面推动过,大家都知道。怎么失败了,大家也清楚。

可教训是什么,却很少人提及。不被提及的原因很复杂,此处不表。

“组织”农民,代表着改善农民的生产生活方式。试问,基于这个逻辑,如何去具体开展工作?

很多朋友会提到产业扶贫,包括特色产业,网红产业,对口支援等等。

这种工作方式,严重依赖于干部的个人能力素质,以及他(她)能带来的资源。

真正去推广,就会发现,橘生淮南则为橘,橘生淮北则为枳。

相反,我们工作人员所应该做的,是回到“运动组织”的核心点:全国一盘棋,步入农业现代化。

何为农业现代化:机械化,规模化,土地金融,农民工人化。

前三为因,后一为果。

那么,扶贫干部所做的事儿,更多的是把自己负责的区块,尽可能地纳入国家大的政策框架中。

终极目标,是实现“组织”农民。

难吗?当然了。基层的事儿,千丝万缕,错综复杂。其身不正,虽令不从。

这也是领导人多次强调,重抓基层微腐败的关键所在。

我们再来把问题梳理一遍,扶贫的关键在于干部,使用干部的关键在于重视其利益诉求。干部问题解决了,“组织”农民成为可能,则有机会促使小农经济向农业现代化迈进。农业现代化意味着农业生产效率跃进,蛋糕做大了,扶贫水到渠成。

无视或者回避其中的任何一环,便会走许多弯路。

写到这里,聪明的朋友会发现,广大的基层干部,是政策与终端的纽带,与工人、农民、城市资产阶级一样,也是我们的基本盘。

区别在于,国情下,他们的诉求,长期被压制。或者,难以被公开讨论。

主席曾讲过:要立刻下了决心,把农民问题开始研究起来。要立刻下了决心,向党里要到命令,跑到你熟悉的或不熟悉的乡村中间去,夏天晒着酷热的太阳,冬天冒着严寒的风雪,搀着农民的手,问他们痛苦些什么,问他们要些什么。从他们的痛苦与需要中,引导他们组织起来。

这段话,话里是组织农民,话外是组织干部。

百废待兴的年代,领袖的号召,足以带动一大批人。而放之今日,如何组织干部这个话题上,我想我们还是应该建立科学合理的制度。

要激励干部作为,拿出一些专门的举措来,让改革者想干事,能干事,干成事。

文章最后,我还是泼一盆冷水。

唐朝官员李绅曾写下过名篇《悯农》:锄禾日当午,汗滴禾下土。谁知盘中餐,粒粒皆辛苦。春种一粒粟,秋收万颗子。四海无闲田,农夫犹饿死。

后来刘禹锡去参观其府邸,留下诗作:高髻云鬓新样妆,春风一曲杜韦娘。司空见惯浑闲事,断尽江南刺史肠。

李府之奢华,教人垂涎。

所以,“悯农”与“扶贫”,永远是两码事。

若不了解我们的基本盘,什么怪事都会发生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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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: RESSRC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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