潜龙在渊,一个小号的逆袭 | 牲产队

 

1918年,风云诡谲。

文艺青年牧之北上京城,他的职责是为赴法留学的同学们,提供后勤服务。

可皇城脚下,生计维艰。

为了缩减用度,一行八人挤在一张大通铺上,狼狈无比。

无奈之下,牧之投奔了他在一师时的老师。

老师是个热心肠,便四处张罗,给他在北大谋了份差事——图书馆管理员,月薪八块。

所谓管理员,不过登记打扫之杂项。因此,薪资微薄。

牧之念叨着,先前在湖南办新民学会,好歹给《新青年》供过稿子,不如……

每每想到1917年的3月,他将《体育之研究》一文投向《新青年》,并得大V陈独秀的点赞,便兴奋不已。

意见领袖,宁有种乎?

 

 

忆往昔峥嵘岁月稠。

1910年前后,大名鼎鼎的政坛领袖康有为,用帝国宪政会的名义草书请求召开国会,指出“若待九年,恐国非其国”,请“立下明诏,定以宣统三年开国会”。

而大牛于右任主持的《民立报》刊载了广州反清起义和七十二烈士殉难的消息。

恰同学少年,牧之写下了他人生第一份大字报,贴在了学校的墙上——我辈应立即把孙中山从日本召回来任新政府的总统,康有为做内阁总理,梁启超当外交部长……

读者寥寥。

彼时,梁先生成为了首个关注人数突破百万的现象级大V。他的每一次转发,都能为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号导入巨大流量。

他的公众号“时务报”、“清议报”“新民丛报”,几乎代表着时政界舆论的风向。

而“新民丛报”上的每一次更新,牧之都恨不能一睹为快。

他不仅会细读全文,甚至不放过文章底部精彩的评论区:

大V胡适评价到:革命第一大功臣,其功在革新吾国之思想界。

学生吴其昌舔到:以饱带感情之笔,写流利畅达之文,洋洋万言,雅俗共赏。读时则摄魂忘疲,读竟或怒发冲冠,或热泪湿纸,此非阿谀,惟有梁启超之文如此耳!……任公诚为舆论之骄子,天纵之文豪也。

生怕老师看不到,于是特意@了一下。

彼时,已小有名气的梁实秋留言到:像先生这样,有学问,有文采,又热心肠的学者,求之当世能有几人?

就连大佬严复,也曾为其背书:“任公妙才,下笔不能自休,其自甲午以后,于报章文字,成绩为多,一纸风行海内,观听为之一耸。”

就差没在朋友圈里贴上“时务报”的二维码。

对于大V门的热捧,梁公并不谦虚地回复到:十年以后当思我,举国犹狂欲语谁?

还给置了顶。

袁大头复辟那会儿,打发长子登门拜访,希望梁大人能在公众号里,删掉那篇抨击袁家的爆款《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》,开出的价码是20万元银元。

有钱真不能为所欲为,有钱真的可以为所欲为。

闻此,聚在一起的青年们,挥斥方遒。

萧子升说,牛皮。

牧之说,希望有朝一日,任公的新文章里,我的留言能上墙。

蔡和森说,去北京吧!

 

 

光阴荏苒,十年一瞬。

燕园里,牧之躲在图书馆的角落,偷听着一场难得的沙龙。

召集沙龙者,傅斯年、罗家伦、毛子水、俞平伯、汪敬熙。他们合办的《新潮杂志》,篇篇10万+。

《新潮》是官媒《新青年》的同盟军,二者的官方账号经常互推,并一起向即将出笼的北大旧势力的大堡垒《国故月刊》开火。

早在创号之初,蔡元培校长就领投天使轮,批准每月拨两千元大洋办刊经费,并亲自为《新潮》设计了Logo。

当然,能得到蔡校长的青睐,没几把刷子不行。

傅斯年是北大学生会领袖,一呼百应,流量上自不必担忧。

几年前,胡适写《文学改良刍议》那会儿,他便炮制了姊妹篇《文学革新申议》,一时传为佳话。

而校长的嫡传弟子罗家伦,顺利拉来了胡适与陈独秀站台。一方面,新文化运动方兴未艾,北大需要旗手。另一方面,大佬们不便轻易出面。

几个月后,他在《每周评论》上发表《五四运动的精神》,成为了“五四运动”一词原创作者。

此乃后话。

角落里的牧之联想起今年4月创办新民学会时他提出的“革新学术、砥砺品行,改良人心风俗”的主张,几欲开口讲话。

对于这位“逾矩”的管理员,流量小生们面露鄙夷。

大家伙倒是听说过他,胡适先生的授课上,旁听的他忍不住提问。

胡适说:请讲普通话。

引得一众哄笑。

情商极高的傅斯年解围到:这位工友在《新青年》发表过文章,也是有为青年。

一人问:所作何?

牧之答:体育。

众人问:体育?

牧之答:是的。

众人呵呵。

牧之没话找话:政治问题和文化问题,我也有所涉猎。

一人敷衍到:我们忙正事了。

然后,没有然后。

 

牧之所言的政治问题,是他到天安门广场亲耳听了李大钊《庶民的胜利》的演说,而开始思考的。

演讲里说:我们这几天庆祝战胜(一战胜利),实在是热闹的很。可是战胜的,究竟是那一个?我们庆祝,究竟是为那个庆祝?我老老实实讲一句话,这回战胜的,不是联合国的武力,是世界人类的新精神。不是那一国的军阀或资本家的政府,是全世界的庶民。我们庆祝,不是为那一国或那一国的一部分人庆祝,是为全世界的庶民庆祝。不是为打败德国人庆祝,是为打败世界的军国主义庆祝。

而那些日子,周作人写了篇不痛不痒的《思想革命》,号召宽松、包容、出世。

其兄树人,爆款《狂人日记》之后,又出了篇《药》,吸粉无数。

京城内外,人人为稻粱谋,人人为私计谋。

十月革命的声音问,何不为苍生谋?

头部大V李大钊的引领下,《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》、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》、《再论问题与主义》成为了继《庶民的胜利》后的疯传系列。

牧之想着,该回去了。

他告别恩师,经上海转湖南,旋即创立《湘江评论》。

刊首语说:世界什么问题最大?吃饭问题最大。什么力量最强?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。

七月,他在《湘江评论》上发表《民众的大联合》一文,热情歌颂俄国十月革命,要求工人、农民、学生、教师、警察、车夫等联合起来,仿效别国的方法进行革命。

创刊号当天全部销完。重印2000多份,仍不能满足群众需要,从第二期起改印5000份。

胡适看过之后,在《每周评论》里说:“(此文)眼光远大,议论也很痛快,确是现今最重要的文字”。

一时转发无数。

第五期后,湖南都督盛怒之下,给封了号。

此情此景,北边的恽代英,借武汉本地平台,疯狂转发张都督的卑劣行径。

轰轰烈烈的“驱张运动”就此爆发。

他山之石,可以攻玉。

牧之没有想到,他意见领袖之路,却是从北方大国的斗争学说里,找到了突破口。

随后几年,他写《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分析》:谁是我们的敌人?谁是我们的朋友?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。

写《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》: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,所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,农民在几个月内做到了。这是四十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。

写《星星之火可以燎原》:现实的客观情况是,各种矛盾都向前发展了,全国布满了干柴,很快就会燃成烈火。

写《反对本本主义》:没有调查,就没有发言权。

写《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》:十年的红军战争史,就是一部反“围剿”史。

写《论持久战》:中国会亡吗?答复:不会亡,最后胜利是中国的。中国能够速胜吗?答复:不能速胜,抗日战争是持久战。

写《五四运动》:在中国的民主革命运动中,知识分子是首先觉悟的成分……然而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,则将一事无成。

则将一事无成。

换句话说,文以载道,道没了,要文做什么?

傅斯年、罗家伦、毛子水去了台湾,再没回来。

而多年后,内战结束之际,西山的广播轮番播报,只要胡适不走,北京图书馆馆长的位置,就是他的。

胡适一笑而过,登上了飞机。

两位大神,从此取关。

也是在这一年,名扬海外的牧之在自己的公众号“人日”上,一口气刊出了数十篇原创文章。

元旦的社论上,他撰写雄文《将革命进行到底》,半年后又发表《论人民民主专政》和《别了,司徒雷登》。

他的每一篇文章,都会被广大读者反复咀嚼,奉为圭臬。

十月的金秋,他站在城楼前,读完了一段慷慨的文字后,“万岁”之声四起。

却隐隐地感到不安,谁是粉丝,谁又是水军?谁是铁粉?谁是脑残粉?谁是僵尸粉?谁路人转粉?而谁又是高级黑?

这才是革命的首要问题!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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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: RESSRC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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