毛泽东时代的中国“战备经济模式” | 岱岱

今天我们聊的,是关于中国在毛泽东时代,即60-70年代间实行的“战备经济模式”。这一特殊时间中国的经济建设,历来被主流经济学家所批判,这十年间,中国GDP增速十分缓慢,低于历年平均标准,还有规模浩大的上山下乡运动,民生凋敝,一般的主流经济学家都认为60-70年代是中国发展缓慢甚至倒退的时代。

1961年,中国GDP增速创下史上最低,为-27.3%。然而,当我们以战备经济模式的眼光去看待这个十年,就能从更深刻的角度认识到中国发展的历史进程,下面,就让我们从4个部分来认识那新中国史上特殊的十年。


一、腹背受敌的国际背景

新中国的60年代,可谓是流年不利,腹背受敌。

最难过的,就是中国在国际上同时受到美苏两国的强大压力。

中苏蜜月是50年代,那时苏联大规模援建中国,但苏联不会做亏本的买卖,北方邻居一直想对独立自主的中国进行强有力的控制,如在中国领土上建设用于军事的长波电台,在中国沿海建立中“苏联和舰队”等,面对苏联涉及中国原则利益的干涉,毛泽东当时气的直接对赫鲁晓夫说:

“你把中国拿去吧,我上井冈山!”

后来,在1960年的7月16日,苏联政府片面撕毁了同我国签订的600个合同,撤走全部专家。而且苏联撤走专家时,带走了全部图纸、计划和资料,并停止供应我国建设急需的重要设备,使我国250多个企业和事业单位的建设处于停顿、半停顿状态,给我国的经济建设造成了重大损失,加重了我国的经济困难。

当时中国工业化的基础很是薄弱,苏联这一釜底抽薪堪称致命,于是有了1960年和1961年那样辣眼的GDP增速。

60年代开始,中苏交恶,苏联陈兵百万于北方边境 ,战略导弹瞄准中国境内,试图对我国进行“外和手术”式打击。

美国方面,不仅先后多次策划“对中国进行核打击”,而且在60年到64年的短短4年间,就在中国周边组成反华同盟,建立了数十个军事基地,对中国进行“半月形”包围圈,并派军舰飞机不断侵略中国南海(官方记载次数高达800次)。

台湾蒋介石政权则高喊“反攻大陆”,加上后来与印度的边境战争,可以说,整个60年代,中国在北方和东南方,都面临着沉重的国防安全压力。

60年代,中国和苏联以及西方国家已经事实上处于,冷战时期的热战边缘,随时有和美苏发生战争的风险,在北京的领导人甚至都四散到全国各地,就是为了不让苏联一锅端。

面对苏联和美国这两家全球超级大国的两边施压,中国腹背受敌,岌岌可危,而没有安全稳定的国际环境,就无法进行国内有序的经济建设,正是在这样严峻的局势下,中国取消了既定的“三五”计划,选择了“战备经济模式”。


二、“战备经济模式”

当时中国的工业基地,基本都聚集在东北,大一点的工业城市如北京和上海,也都在沿海地区,毛认为,东北重工业和军事工业基地,全部在苏联核导弹和战略轰炸机的攻击范围内,而工业大城市都在沿海,又处在美国航空兵力的攻击范围内,中国空军力量和反导系统都很是薄弱,一旦中国和美苏爆发战争,即使美苏不用核武器,靠常规武器也能第一时间将中国大部分工业基地毁灭,这样,中国必败。

为此,当时国家从战争角度出发,做出了两个选择:

1、死也要搞出核弹

2、三线建设

首选核武器,很好理解,毕竟这是大国安身立命的家伙,当年美苏就天天对中国进行“核讹诈”,如毛泽东所说:

“在今天的世界上,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,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”

“原子弹,没有那个东西,人家就说你不算数”

当时苏联撤走专家和资金,国家财力有限,一切最优资源都倾斜于核武器研究,而在两弹元勋邓稼先、钱三强、赵九章、钱学森的拼命下,中国第一枚原子弹试爆成功。

有了原子弹,处于美苏夹击下的中国,就有了最基本的自保反制能力,记的张爱萍将军听到核弹当量时,很高兴,说了一句:

“杀人放火足够了!”

核武器是大国最基本的自保反制能力,杀人放火是够了,但还不能让中国能在美苏夹击下安然进行经济建设,中国还需要另一个大动作来保证国家生存发展的能力。

是的,我们闻名已久的“三线建设”,来了。

美苏能攻击中国东北和沿海城市,但很难攻击到我们中国的西部地区,特别是西南地区,于是,1964年,毛泽东力排众议,中央作出了“三线建设”的重大战略决策,决定将中国工业建设的布局全面铺开,建设沿海一线,中部二线,西部和西北部三线并存的国防工业格局的“三线建设”,轰轰烈烈的开展了。

从1965年期,中央开始把沿海一些工业企业向西部西北地区搬迁,自65-­75年间,国家投入了一半以上的基建资金进行三线建设,国防工业和重工业迁入中西部和南部。

为此,毛还制定了“大分散、小集中”、“依山旁水扎大寨”的“三线建设”方针,中国根据当地的地形、地貌条件确定建设项目,是三线建设的企业工厂能适应现代战争的需要,一方面远离大中城市,三分布点,做到即使在核战争打响的情况下,这些工厂和科研单位也打不烂炸不垮,能继续坚持生产,支援前线。

上海当时是中国工业城市,上海人奔赴大后方进行三线建设,贡献很大,年轻的陈良宇都就曾身处其中。

战争工业最重要的一环是钢铁,而四川攀枝花地缘条件优越,适合做战争时期的大后方钢铁基地,为此,毛特别关注四川攀枝花的钢铁基地建设,1964年5月,毛在菊香书屋开会时说:

“攀枝花铁矿下决心要搞,把我们的薪水都拿去搞!”

“不把攀枝花的钢铁厂搞起来,我睡不着觉!”

“把我们的薪水都拿去搞!”这真不是毛开玩笑,三线建设是国家当底裤来建设的,连航天项目都为之让步省钱了,当时为了集中资金办大事,毛亲自拍板,决定下马自1967年就已经开始了的“曙光号”载人航天飞船的研制工作,毕竟搞飞船太费经费,毛不得不对科研工作者这样诙谐说:

“宇航员这事要暂停一下,先把地球上的事情搞好,地球外的事往后放放。”

当然,基础设施建设的经济效益,从来都是长期性的低收益,何况三线建设这类的国防军事工程,所以那几年国家依然是财政赤字上升,经济增长乏力,粮食支援无以为继。而当时的沿海城市工业经济,基本处于维持简单再生产的状态,城市人口失业压力持续加重。

因此,68­年到70年,为三线建设之故,国家再次发出号召,全国千万青年下乡。

中国是费尽移山心力,省吃俭用,不惜拖累经济的搞三线建设,然而,三线建设到底是一种“战备经济模式”,这种大规模的投资建设,从经济学角度看,很多是重复建设、浪费建设,是几乎不产生经济效益的建设主流经济学家都认为“三线建设”是中国的历史欠账,是“瞎指挥、缺乏效率”的表现,然而,事实真的如此吗?

最简单的一个回应就是,在60年代中国面临美苏重压,几次濒临全面战争的危难时刻,三线建设让中国工业片面集中于沿海东北的格局得到改变,让中国建成了“打不垮、炸不烂、能长期支持中国战争的牢固后方基地”从70年代到40年后的今天,任何国家想对中国发动战争,都无法对中国一击必杀,都势必将陷入与中国进行持续长久战争的困境中。

从这个角度来看,没有多少经济效益的三线建设,实际是毛泽东那代人给我们后人留下的中国国家安全生命线。

举个现实的例子,邓时代中国打响中越自卫反击战,军队深入越南境内,而此时苏联陈兵百万于蒙古边境,却不敢踏入中国国境一步。

当年让苏联钢铁洪流忌惮的,正是中国的核武器和三线建设下的大纵深、大回旋国防体系,如果没有核武器和三线建设,当年苏联钢铁洪流一个平推,就能直接拿下内蒙,轰炸东北,兵临北京。

苏联陈兵百万,北方钢铁洪流

然而,三线建设后,我们中国的工业基地早已是西部和西南部地区,苏联钢铁洪流在这两个地方毫无优势,苏联将陷入中国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中,而以当时西伯利亚铁路的运输量,是无法支撑苏联在中国境内进行这样长距离、长时间的客场作战的。

因此,站在中国国门前的苏联,愣愣地看着邓小平痛殴越南小朋友,却迟迟不敢踏入中国国门一步。

邓小平站在巨人的肩膀上,一仗奠定了改开30年的中国周边安全环境,交给美国一张投名状,由此正式进入“和平与发展”的改革开放时代。

一个核武器,一个三线建设,这就是毛时代的中国“战备经济模式”给我们后人的贡献和启示。


后记

司马迁曰,“述往事而知来者”,通过对毛泽东时代战备经济模式的分析,我们也许对当下和未来能有一些借鉴,如岱岱之前就一直说的“经济战备”。

是的,下一篇—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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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: RESSRC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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